何伟&张彤禾: 书写非虚构的中国

2017-07-03 09:09 内地花边

导读: 何伟和张彤禾可能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夫妻档写作者。两人都曾以媒体人的身份,向中国以外的读者报道中国,又都告别媒体人的身份,以自由观察者的身份,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他们夫妇的作品,也有相似的境遇:在海外广获赞誉多年后,回到书中故事的发生地??中

何伟和张彤禾可能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夫妻档写作者。两人都曾以媒体人的身份,向中国以外的读者报道中国,又都告别媒体人的身份,以自由观察者的身份,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他们夫妇的作品,也有相似的境遇:在海外广获赞誉多年后,回到书中故事的发生地??中国,然后,他们作为作者,被热情的媒体与读者裹挟着一起去回忆自己多年前的观察与写作,在汹涌而来的评价与赞美面前,再次体察中国的复杂。

选择纪实

1996年,27岁的何伟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涪陵教书,怀揣一个模糊的梦想:“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刚到涪陵时,他为这座城市的滞后而惊讶。它破落、拥挤、肮脏、吵闹,在街上走一圈,擦鼻子的纸巾会变成黑色,喧闹之声则会在耳际久久徘徊。走在街上,会有人冲何伟大喊大叫,把一些不善之词抛向他,只因他是外国人。而他在当地人异样的目光中观察他们。

到了中国后,何伟开始阅读很多有关中国的书,其中一本书中写道:“我写的内容不代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写的主要是有特色的人。普通的中国人,每一天都过得差不多,早上起床开始种地,晚上睡觉,写这些内容不是太有意思。”他当时就认为这是不对的,普通中国人的身上也发生了好多变化。克服了最初的隔阂与陌生之后,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感知中国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带成见地看中国,在细节上发现意义,在普通人身上看到时代的变迁。

在涪陵的日子里,何伟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准备记录一路上的见闻。他观察小城中人们的生活,也会一个人背着帐篷和重重的旅行包,走在罕有人迹的陌生山水间,与遇到的乡人交谈,记下阳光下盛开的油菜花,正在茁壮成长的小麦与水稻……

1998年,何伟离开涪陵,回到美国密西西比州他父母的家,用了4个月时间写出了《江城》。虽然小说对他有着深深的吸引力,但他没有选择虚构,而是选择了纪实,诚实地再现他在涪陵的所见所闻。在序言中,他谦卑地说:“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

《江城》于2001年出版,何伟和中国涪陵一起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关注。《江城》很快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被译成多种文字热销海外,也被誉为“认识中国必须读的一本书”,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价此书称:“诗歌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

何伟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他的书恰好出版了。但他也表示:“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中国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20世纪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在《江城》出版前一年,何伟以一篇记录广东小村吃老鼠肉的长篇特稿《鼠汤》获邀成为《纽约客》驻华记者。他如愿回到中国,并在2001年夏天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7年中,驾车漫游于乡村与城市,其中,有由东海之滨一路向西直达青藏高原,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也有对中国东南部的一个急速发展的小城市丽水的考察。

《寻路中国》其实就是由他为《纽约客》撰写的三篇特稿组成。书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开车到村子里,看到马路上晒满了粮食,踌躇不前。村民却示意他开过去。后来才明白,车轮的碾轧可以让稻谷脱壳。他在文章中评论此事:“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一次性公然违反两种法律的行为??《道路交通法》和《食品卫生法》。”这种充满隐喻意味的细节描写,在何伟的书中俯拾皆是。

一起自由

何伟在寻路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他的妻子张彤禾。美籍华人张彤禾,在纽约郊区长大。199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与何伟相遇时,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工作。何伟和张彤禾订婚的时候,他向她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要孩子;第二,一起自由,他要她离开当时供职的《华尔街日报》,一起决定去世界什么地方,学一种新语言,去重新发展。

用张彤禾的话说,她的《打工女孩》就是在何伟的鼓励下完成的。何伟认为,写作时,如果有一个编辑的声音,告诉你文章应该怎么写,以及以怎样的速度写,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一种限制。张彤禾自己也被媒体写作所困扰,报道要求记者快速地报道自己的观察对象,并且要把事情讲清楚,说明其因果逻辑,听从何伟的建议,张彤禾从《华尔街日报》辞职,南下东莞,在那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里,历时两年时间观察两位打工妹外出、找工、换工、回家等生活经历。有时候,夫妇二人同时从北京出发飞往不同的目的地,她去东莞,他去丽水,回到北京之后一起分享采访的经历和收获。

张彤禾跟踪了两个年轻的打工女孩两年,和她们一起生活,记录她们背井离乡在城市打拼的心路历程。在此之前,她阅读到的有关农民工的报道都把他们视作一种符号,或者当作受害者。整个中国农民工阶层都被媒体,尤其是外媒描述为受害者,近乎奴隶。而她想展示“这些人虽然年轻、穷,但有着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毅力和抱负,幽默和人性”,“农民工的生活,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喜怒哀乐。她们与任何人一样,丰富、深思熟虑,并且充满生活的乐趣”。

尽管她也承认,中国的底层打工者实为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削受损害的群体。但是,在TED演讲中,她通过叙述工厂女工的故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全球化实际上带给工人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尽管在流水线上为生活拼搏的工人们有困顿、挣扎与迷惘,但他们的命运多少得到了一些可以称之为好的改变,比如,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自由和金钱。

在写打工女孩故事的同时,张彤禾也研究了自己的家庭迁徙史,并将其交织写入书中。她觉得自己和那些打工女孩一样,都是离开故土漂泊的人,并且因为离开而获得了命运的改变。她认为一百年前的那个时代和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从一个长久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年轻人满怀希望,准备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如果写中国但不写历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历史总是在那儿。”

《打工女孩》于2008年在美国出版,作为第一部关注当代中国女性打工群体的作品,此书在西方获得极高评价,《华盛顿邮报》在评论《打工女孩》时特别强调,“如果农民工的生活代表着新的中国,它所许的承诺以及诸多经济可能性,那么张氏家族的故事,就代表旧中国,其顽固棘手以及严重的不公正。”遗憾的是,《打工女孩》在中国出版时,占三章篇幅的家族故事在简体中文版中被删除,原因是与整体其他东莞女工故事“没有太大联系”。

2007年,何伟夫妇离开中国,在美国生活4年后,拥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然后,一家人去了埃及,在另一种文化中开始新的冒险。记录大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命运,被这对夫妇看作是生活兴趣所在。

充满矛盾的流行

2011年何伟的《寻路中国》在大陆出版。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却是他写中国的第三本书。他的中国三部曲的写作顺序依次是:《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而他的作品被引进的顺序却是相反的:先是《寻路中国》,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化的实质。何伟对变动中的中国的细致观察,使得“阅读何伟”成为一种流行。

2012年,《江城》在大陆出版,他记录中国的山水、风物、人情,细腻感性同时不乏严谨与内省,以至于大陆读者表示,在阅读他的书时,深深地依赖他的耳目,仿佛可以将其当作自己的。《江城》之后,是大陆读者对何伟的《甲骨文》的期待。《甲骨文》讲述了1999至2004年何伟眼中的中国,记录了他在这5年里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人物、事件。此书涉及当代中国一些尚未能在公共空间展开讨论的历史事件。因此,读者在期待的同时也不得不做好只能阅读港版《甲骨文》的准备。

许多年来,何伟都没有想过自己的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他也没有想到人们会感兴趣。“我以为中国读者大概会觉得这些书太外国或者太美国。但是我一直为它们长久以来无法和中国读者见面而感到难过。”他为中国写下的故事,最终出口转内销,他的书和故事终于在它们发生的地方被读到。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何伟的作品获得的标签是:阅读何伟,读懂中国。当年他在涪陵的时候,好不容易借到一部摄像机,想用影像留驻关于这座小城的真实,却被当地人愤怒围观,他们认为何伟在拍摄这座城市的阴暗面,在侮辱这座城市。何伟称,当时人们的那种反应,成为他在涪陵最深刻的记忆之一;而大陆读者对他的“中国三部曲”的热情,则成为另一种他关于中国的最深刻的记忆。

此中隔着时间却两相对峙的怕与爱,让何伟对再次回到中国以观察记录充满热情。他发现,中国的读者非常明白他为什么对陪陵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蛭?泄?浠??欤??切枰?柚?谌?叩难劬?垂劭瓷泶ζ渲械纳缁帷?大家没有等到《甲骨文》在大陆出版,却等到了何伟的妻子张彤禾的作品。2013年,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在大陆出版。张彤禾从开罗飞来北京参加新书发布会,何伟在开罗家里看孩子。但是,在新书发布会上,北京万圣书店老板刘苏里对张彤禾的立场提出了质疑:“我很难描述你书里的一个矛盾,你在里面是一个左翼的形象(倾听工人的声音),得出的却是一个右翼的结论(工人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改善)。”

坦然道出“对不起”后,张彤禾回应说:“我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讨论,有时候没有太多耐性,因为你到最底层去看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来说这个事情是左还是‘右’,帮政府说话还是攻击政府,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有人可以谈,但别的东西我觉得更有意思。”

张彤禾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存在膈膜,前者以为,民众对很多事情缺乏了解,需要启蒙,需要被教育,特别是在寻求社会平等与公平时,尤其如此;而事实上,后者正在当下可能的条件下积极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她笔下的打工女孩,即是如此。而何伟亦有此感,在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后者纠结于历史与政治,强行兜售自己的观点;与普通人交流,反而更能与之分享真实的生活经验。

但是,对他们两位的作品不遗余力推荐的,也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漂泊中的中国乡愁

虽然,何伟和张彤禾对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观察和思考,都有委婉的批评,但他们二人都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

何伟生于1969年,父亲是密苏里州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曾经研究过唐人街、医院、老年人等等,何伟有时候会跟着他一起去做采访,学习社会学研究方法。读大学时,有一个机构想帮助美国一个特别小而偏僻的农村,在展开帮助之前,他们需要了解那个地方,派何伟去采访当地人的情况。这个研究让何伟认识到在一个小地方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后来,他在中国的写作,都有浓郁的社会调查的风格,同样的,他喜欢去被人忽略的小城市看那里人们的生活。那些不被好好端视过的生活,最真实地承载着中国的变迁。而何伟作品的动人之处,也在于他能长久而耐心地注视那些被中国人自己忽视的生活。

何伟在涪陵任教的时候,他的父亲来到中国。何伟带父亲去见了当地一个天主教堂的老神父,父亲和那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用拉丁文对话,并请他为何伟的外祖父祷告祝福。何伟的中国情结,在他父亲的请求中切入更深远的历史。

何伟的外祖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经无限向往来到中国,他曾在罗马的一个修道院学习,立志当一名神甫。1931年3月,他与一群从北京天主教大学返回罗马的神甫相遇,并立即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现在,什么事情都跟中国有关。我的呼吸、我的一日三餐、我的睡眠,无不跟中国有关。”但他最终被派往美国阿肯色州,之后离开教会,干起了跟宗教毫无关联的保险业。从那以后,他对做僧侣的经历,以及想来中国的热切愿望绝口不提。

1998年离开中国之前,何伟把外祖父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交到了那位与父亲交谈的老神甫手里,希望这位老神甫能够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拉丁语弥撒了结外祖父60多年长埋于心的遗愿。

张彤禾的中国情结,是不言而喻的。她祖籍是吉林省九台县。张氏家族是东北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长篇小说《热血边台》写的就是张家大院新发园和张彤禾的曾祖父张雅南抵御匪患的经历。张彤禾的祖父张莘夫(1899年?1946年,原名张春恩),曾在美国芝加哥矿业大学学习,是中国早期有名的地质学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派往东北负责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却在回沈阳途中遭到暗杀,由此引发中国全国性反俄运动。1948年,张彤禾的祖母李芗蘅带领5个子女迁往台湾,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并用丈夫死后得到的资助先后将4个孩子送往美国留学。

1936年,张彤禾的父亲张立纲(19362008)出生,1959年赴美国留学,四年后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IBM公司干了30年,后应邀进入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他头顶5个院士头衔: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他在学界的地位,在华人科学家中首屈一指。

张彤禾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迁徙,是她写作的核心,在写《打工女孩》的时候,她不断地被那些离开家乡去远方为生活拼搏的女孩子打动,也为自己家族的迁徙史而叹息。“我父母在美国生活了50年,却从未真正对居住的社区产生归属感。家似乎永远在远处。父亲去世快5年了,母亲至今仍未决定怎样安置他的骨灰。”

尾声:重要的是机会

2010年,何伟与张彤禾的双胞胎女儿在美国诞生,按照张氏家族的字辈,两个孩子的中文名分别为“张兴采”和“张兴柔”。“要孩子,一起自由”,他们婚姻的约定,都已实现。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知道去哪个摊子吃饭,摸熟小街小巷,有固定的路线,过惯常的日子。”尽管始终在奔波,从美国到中国到埃及,张彤禾说,从内心上讲,自己不是一个喜欢流浪的人。但就像对于她父母而言,家只能是回忆里的中国,对她而言,安稳也是内心的事情。

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被张彤禾认为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革命,它值得被善意地看待。理由是,百年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广泛地给个人以这样的机会。而关于中国,何伟更多的是忧虑:“庞大的人口使得资源分配成为难题。这个时代激烈得近乎残忍的竞争,让人们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人为善。而过去不好的历史阴影仍对中国产生着消极的影响。我知道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自己家庭的未来与中国的关系,他们也有不同的设想。何伟曾告诉他在涪陵的同事李雪顺,等两个小家伙在埃及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他会带着她们回到中国??也许就在涪陵,让她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为这里有她们的老家。而张彤禾则对大陆媒体记者说:“以后孩子大一点了,我们可能会选择在美国一个地方固定下来,让她们在一个地方读书。重要的是在社会上、经济上有机会,如果是这样,心里有一点漂的感觉,也不是不好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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